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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月以来，我国南方地区暴雨集中，部分地区洪涝灾害严重。目前，长江干流监利以下河段及洞庭湖、鄱阳湖和太湖水位仍处于超警状态。

在大坝等水利设施建设成就斐然，遥感、AI等预报预防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，为何还是灾害频繁、损失惨重？为此，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了中科院院士、武汉大学水安全研究院院长夏军。

问：时至今日，我们为什么还是洪灾不断、损失巨大？夏军：防洪减灾一直是流域管理和水安全的一个重要方面。由于洪水发生的机理复杂且具有很大不确定性，迄今为止，人类只能抵御一定数量级的洪水。当前地球系统演变面临高强度人类活动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剧烈影响，极端气候事件和水文事件频发、大洪水发生的概率越来越大。另一方面，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，一旦发生大洪水，面临的洪灾损失也越来越大。

多年来，我国的治水方略一直是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并举。1998年长江全流域特大洪水之后，开始了大江大河治理、病险水库除险加固、重点城市防洪工程建设、行蓄洪区安全建设等工作，修建了三峡水库等一批控制性水利工程，使大江大河的防洪能力得到很大提高。同时，应用先进的水文信息技术和水文模型，建设了一批洪水预报预警系统，在防洪调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总体来看，我国每年中小河流还是洪水频繁、灾害不断。我们要提高警惕、进行系统性防御，同时也要面对不断变化的环境，及时总结经验教训，采取适应性应对措施与策略，尽可能减少大洪水造成的损失。

问：今年长江流域水情和往年相比有何不同？

夏军：最近我和长江科学研究院教授陈进研讨时，提出一个问题：今年长江中下游出现高水位，可能原因之一是长江岸线两侧的洲滩不行洪造成的，过去荆江安全泄洪量可以达到56700立方米每秒,现在汉口流量才55000立方米每秒，水位就达到28.66米,圩堤、子堤不行洪，就会造成长江槽蓄能力下降。当然，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，如何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，如何做到人水和谐，的确是长期以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难题，需要站在流域综合治理，系统治理角度认识。

今年长江中下游梅雨期较往年早，且梅雨量偏大，影响范围广，在长时间暴雨影响下，清江、乌江、洞庭湖水系和鄱阳湖水系全面涨水，长江干流多站超警戒水位。6月1日至7月7日，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了6次强降雨过程，长江流域平均降水量346.9毫米，为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位，超过1998年同期数据。目前梅雨期仍未结束，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将是长江中下游抗洪最关键的时期。

问：我们应从什么地方着手解决“城市看海”、农村受灾的问题？

夏军：长江流域无论上游重庆、还是中游的武汉等城市，今年都洪涝灾害严重。当前我国频发的城市洪涝、“城市看海”问题是由气候变化、下垫面改变、雨洪管理等多因素共同作用所造成。全球变暖导致极端降水事件明显增多，局部地区暴雨强度和频率明显增加；雨洪管理存在排水除涝标准总体偏低、管理能力薄弱、排水管网堵塞严重等问题；城市道路和建筑物密度增加，使不透水面积比例增加，导致汇流较快，这些也是导致洪涝灾害频发的另一个原因。此外，城市建设过程中侵占自然河湖及滩地，导致蓄滞洪等能力降低，也是引起“城市看海”的原因之一。

人口高度聚集、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化面对的洪水灾害和影响会更加严峻，风险也会更高。因此，确迫切需要改进治水思路，寻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法，探索将传统工程措施与“蓄—滞—渗”的绿色基础设施和科学的江湖调控结合起来的“灰—绿—蓝”统筹的系统治水新思路。

从水文学角度来看，解决城市内涝问题，要尽可能消除城市化建设带来的不利水文效应，将城市雨水土壤入渗量、塘堰雨水滞蓄量、河湖和湿地调蓄量尽可能恢复到自然状态。此外，还需要客观评估城市基础设施能够抗御洪涝灾害的能力，包括全方位监测与监控系统；雨污分流、河湖联通、修复湿地、恢复洼地、建设源头LID（低影响开发理念），建设分散性大型蓄水深隧、多用洼地等工程措施；暴雨内涝预警预报，科学调度与管理，建设后评估与跟踪系统等非工程措施；绿色城市的发展体制建设与制度创新等。

以武汉市为例，2016年发生严重内涝，其原因不仅与城区降大暴雨有关（7天降雨量占全年44%的雨量），也与长江和汉江的外江水位高、外排能力不够有关。此后，武汉市加大了排洪能力改造，其中心城区排涝能力大大提升。今年入梅以来，武汉市中心城区内涝情况明显改善。

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，仍面临水利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问题。水利病险工程多、排涝设施不达标等短板使洪灾风险加大。此外，多数农村地区是水利信息化建设的盲区，迫切需要提高洪水监测预警能力、水利工程河湖监控能力，通过智慧水利建设，全面提升农村地区的洪水监测预警、防洪调度管理的信息化水平。